金马奖周期是“小刚炮”一年中火力最旺的时候。六年前，冯小刚曾因妻子徐帆陪跑女主角奖而炮轰金马不公，这种尴尬直到他去年赢回男主角奖才算有所缓和。而那部电影的成功，也使冯小刚从“小刚炮”进化成了“老炮儿”。今年，又是金马奖在即，收获多项提名的《我不是潘金莲》却在万达院线遇冷，仅存10.9%的排片率，再加上万达与华谊兄弟之间的恩怨前史，冯小刚终于坐不住了。他以《潘金莲致王健林先生的一封信》为题，向中国首富王健林开火。
冯小刚怒撕王健林，撕得动吗？从资本规模来衡量，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但冯小刚觉得，他的“撕法”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是以“艺术家”的名义在和大资本对抗，他是天然的弱者。冯小刚在采访中说：“我们是被报复、被打压的对象，我们一没权二没钱，根本没资格强势，我们和李雪莲一样。”在这个娱乐事件中，网民其实并不关心“撕”的结果，因为无论输赢，这只是电影资本内部的“权力的游戏”，与广大吃瓜群众毫无关系。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冯小刚的“撕法”——弱者姿态可以换来经济效益吗？
首先，冯小刚以“潘金莲”的口吻给王健林写信，这是明确的示弱。如果简单回顾一下冯小刚的导演履历，我们会发现，以他的江湖地位是完全不必示弱的。从《甲方乙方》式的贺岁片，到《集结号》式的新主流电影，再到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直至去年以演员身份斩获金马奖，冯小刚已然成为官方与民间、商业与艺术的最大公约数，他总是能最大程度地吸引票房，乃至收获中国老百姓的文化认同。因此，“老炮儿”一夜变身“潘金莲”，这实在值得玩味。一方面，这种弱者姿态本身就包含着对资本逻辑的认同，正是在资本PK的意义上，冯小刚成为了弱者，这一点他是服气的。而另一方面，弱者姿态同样是冯小刚的营销策略，《我不是潘金莲》是他导演水准的有力证明，因此，他是希望以“艺术”的名义来对抗“商业”，进而博取网民同情。
其次，冯小刚出此对策的直接动因是什么？自然是排片率。不熟悉电影产业的人可能会问：排片率有那么重要吗？目前，中国电影院线的排片方式是比较主观的：要么由院线统一下发指导意见，旗下影院负责服从，如万达院线、大地院线就是这种模式；要么由影院经理直接负责排片，这就具有了更大的随机性。因此，排片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中国电影产业往往陷入“人情社会”，商业利润很可能让位于私人恩怨。同时，我们也必须在“媒介”的层面上去理解排片率的重要性。可以说，电影院里的大银幕就是社会文化的终端显示屏，那一块块“黑镜”拼起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全部现实。而电影要做的，就是全力占有那些大银幕，让它们放映自己。在这个媒介时代，任何事物都必须在媒介中得以显影，如果不能占有媒介，它就毫无意义，甚至从不存在。因此，如果一部电影不能获得足够的排片率，乃至不能进入院线，不能被“看见”，那我们基本可以宣告其商业意义上的失败。可见，“入场券”比“观后感”更重要，这才是冯小刚的焦虑所在。
最后，我们还是得问一句：大导演以“小女子”口吻发信，这么做值得吗？从艺术家的角度看，冯小刚导演的做法是有损其艺术口碑的，他对票房的“在意”恰恰反证了其艺术企图的不纯粹，他是希望像姜文一样，站着把钱给赚了。当然，如果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冯小刚这惊天一撕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他需要捍卫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寸步不让。而这封写满冤情与闺怨的公开信，客观上成为了《我不是潘金莲》的前哨热点，成功引了观众的眼球。
说到底，冯小刚这种撒娇式的“撕法”，不过是追逐剩余价值的一个有效环节。潘金莲能给王健林写私信，说明她早就是大资本的情人了，冯小刚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