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对张嘉佳的了解仅限于两部非常火的电影，根据他小说改编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他导演、王家卫监制的《摆渡人》。惭愧，张嘉佳从来不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我也一度把张嘉佳和张佳玮搞混，近乎张予曦和张馨予之间的区别。
搜到张嘉佳一篇题为《2015年的一些句子》的微博长文，读了几句，初初看来，是那种似曾相识的甜到发腻的语言。看到有评论说他是大众文化的情感按摩师。但情感按摩也需按对穴位，张嘉佳的按摩之所以让那么多人百般受用或许和他语言的形式特征有关。
从修辞文风的角度来说，张嘉佳的语言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语言优美。譬如“空气流动，风的路线一万种。人山人海，吹不来去年春风。”再譬如“存了那么久的笑容，换不来话几句。记忆里的歌没停，和去年一样的天气。清早就出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些见面不容易，因为对他没意义。”这些句子里有风，有山，有笑容，有歌，比较明媚，偶尔忧伤。
其次，张嘉佳喜欢用对举式的结构。譬如“人前一杯酒，各自说说笑话。人后一片海，独自翻翻夜晚。”再譬如“从来都是普通人，何必多提伤心事。你会经历很多事，只和自己说心事。”这种随感录式的表达往往依赖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一前一后之间，发言者完成了某种情感和思想上的转折和反思，达成“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顿悟，抑或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式的怅惘。
作持平之论，从张嘉佳对于这类语言的驾驭来看，他的感受力比较好，对一些幽微暧昧的情感比较敏感。总体来看，张嘉佳这样的语言尽管有强烈的风格化色彩，但并不是独树一帜的，基本上他代表了当前流行文学市场上甜腻软糯的那一派汉语的形态。如果对他的语言进行一番“系谱学”式的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语言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迹可寻的。
像我这样出生在八十年末九零年代初的这一代人，基本上和张嘉佳共享的是同一个汉语生态。看到有评论把张嘉佳放在汪国真的那个脉络里去理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读。汪国真式的汉语其实骨子里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语言形态的残留。“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个“远方”很空，不是切身可感的，而张嘉佳的情感按摩术要来得更细腻，与人有肌肤相亲之感，而这种细腻感，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受到港台地区的中文以及民国时期张爱玲那一路的汉语的影响。张嘉佳的那些随感式的句子是不是像极了张爱玲的句子“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前段时间，台湾的左翼作家刘大任来上海，王安忆问他如何看待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这一脉在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位置。老先生从朱天文谈到胡兰成，谈着谈着谈到了张爱玲，他说“张爱玲在台湾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几乎变成写作者的圣经，在我看来，这是台湾文学的不幸。”刘大任的理由是张爱玲虽然好，但是接触面小，格局不大。张嘉佳这类语言亦是如此，那些扭扭捏捏的慨叹，其实并不是什么“丰富的痛苦”，而只是“临水照花人”式的顾影自怜罢了。
而说到优美，张嘉佳的语言形态确实是十足的港台腔，最大的特点是优美。港台作家的主流语言生态是优美。对此，学者罗岗有一个说法，通过汪曾祺来比较海峡两岸两种中文：比之于海峡对岸，内地语言表现力更强，有血有肉，更能涵盖三教九流的众生相，更加口语化，语言禁忌更少。反观台湾，其作家的语言趣味则较内地明显典雅，措辞及行文所保持的文人化痕迹较浓较深。
而优美的语言确实有它独有的情感抚慰的功效。但问题是，这样的优美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贫乏？它是不是只能涵盖某种特定的阶层，而无法囊括更广大的社会阶层的经验？举例来说，你能用张嘉佳这样的语言去叙述一个农民工的生命经验吗？如此来看，张嘉佳虽然很红，但他所能辐射的影响力其实也是有限的，这是一种有着高度清晰边界的语言，他的情感按摩术也只能对某个特定的群体产生抚慰的作用。
看多张嘉佳这样整饬、清洁、明媚的语言，我想有必要多读一些不那么整整齐齐的语言来中和这满腔泛滥的胃酸，我们也需要有点“乱”的语言。想到很多年前阿城《棋王》劈头盖脸那一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
要成千上万人都在说话，还是一个人的自恋私语？相较之下，我倒更喜欢那些乱哄哄的网络流行语，“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草泥马”“厉害了word哥”等等，相比张嘉佳，起码这类有点乱有点糙的语言还没阳痿。
